忽（pinyin：hū）必烈与八思巴 忽必烈为什么这么信任藏族的八思巴？

忽必烈为什么这么信任藏族的八思巴？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双向选择！很多都天然的以为，1247年的凉州会盟直接奠定了，萨迦派在蒙元时期的政治地位。但实际上，凉州会盟的政治遗产相当短促，阔端虽委托萨迦派管理西藏事务，并规定各地方官吏都必须听从萨迦官员之命，不可触及刑律，擅权自立

忽必烈为什么这么信任藏族的八思巴？

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双向选择！

但实际上，凉州会盟的政治遗产相当短促，阔端虽委托萨迦[pinyin：jiā]派管理西藏事务，并规定各地方官（拼音：guān）吏都必须听从萨迦官员《繁：員》之命，不可触及刑律，擅权自立。

只可惜，蒙古汗国政坛的风云变幻，瞬间就改变阔端和萨班的努[拼音：nǔ]力。

1247年，经过艰苦博弈才登上大《dà》汗宝座的贵由汗，只干了两年就死了。

贵由汗死后，王后《繁体：後》斡兀立·海迷失摄政三[拼音：sān]年。但这个蠢女人，只用了三年就将蒙古治理的（拼音：de）天怒人怨。

1251年，蒙哥（托雷之子zi ）趁机联合《繁体：閤》各部势（繁：勢）力，在“忽里台”大会上被公推为新任大汗。

蒙古汗国的“黄金家族”，从窝阔台王系转入了托雷王系，随后蒙哥大肆清洗窝阔台王系成员和支世界杯持者，几乎将窝阔台系统连《繁体：連》根拔起。

作为窝阔台的儿子，阔[kuò]瑞凭借之前与蒙哥良好的私人关系逃过此劫。

蒙哥也非常“仁(练：rén)义”保留{拼音：liú}了，其在凉州的封地和所属权益。但[读：dàn]窝阔台王系的没落，让阔端家族终将边缘化。

更为雪上加霜的是，就在这一年，萨班和阔瑞先后(hòu)去世。

几乎在一夜之间，萨迦派不《pinyin：bù》但失去了最高领袖，也遗失了蒙古国内强力政治【读：zhì】人物的支持。

年仅17岁的八思巴，在接任了萨迦法王之位后，不[bù]得不面对一个极为[繁：爲]复杂和尴尬的局面。

八思【拼音：sī】巴塑像

一、八思巴的困局

一方面《繁：麪》，蒙哥汗依旧借助萨迦派{pinyin：pài}的影响力[lì]，在西藏推行括户（清查户籍）等施政措施。另一方面，他也开始逐步将西藏各处的土地，分封给各位蒙古王公。

蒙哥分封西藏土地的做法，从原（pinyin：yuán）则上符合蒙古人“兄弟共享富贵”的澳门金沙传统，因为深受各蒙古宗王的拥护，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蒙哥汗的地位。

而从管控西藏的角度【读：dù】解析，则更接近明朝治藏策略的“多封众建”思路。

这一策略简单说就是“掺沙子”，让各教派分别迎奉不同的蒙古宗王，进一步加《jiā》剧各派之间的裂《读：liè》隙，使其愈发难以形成合力。

《汉藏cáng 史集》记载说:“蒙哥汗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，忽必烈（薛禅汗）与蔡巴派结成施主与福田，阿里不哥与噶玛派结为施主与福田，旭烈兀与止（zhǐ）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。”

当这一《练：yī》法宝祭出后，西藏各教派领袖为[繁体：爲]了自身的存在和【读：hé】发展，都不得不与蒙古皇室建立起直接的联系。

从此以后，无论哪一个教派【练：pài】和地方势力要掌(zhǎng)控西藏，都必须争取【qǔ】中央王朝的支持。

这反倒加强了西藏与中原的联系《繁：係》，而中央政权只需要扶植这些人作{拼音：zuò}为代理人，就能保证疆土[tǔ]的完整和边疆的安宁。

难怪当代著名的藏族学(繁：學)者东(繁：東)嘎·洛桑赤列教授指出：“把西藏真正统一到蒙古[练：gǔ]汗国之中，是蒙哥汗在位时完成的。 ”

但蒙哥汗的治藏思路，对萨迦派来说显然不是件好事[练：shì]。

虽然，蒙哥依旧将萨迦派划分给了(繁：瞭)阔端的后裔掌管。但相比于围绕在蒙哥亲兄弟身边的个各教派，萨迦派的“代言人”地位已被削{pinyin：xuē}弱到了极点。

年轻的八思巴《pinyin：bā》感觉到了这种变(繁：變)化，为了萨迦派的发展，他也不得不寻找【pinyin：zhǎo】一个更强力的支持者。

因此，在成为萨迦法王后，他并没有返回《繁：迴》西藏，而是留在凉州一边学习佛法，一边《繁体：邊》仔细观察各位蒙古王公的所作所(读：suǒ)为，很快一个机会就降临在他的面前。

二、第一[pinyin：yī]次不亲密的接触

1253年（宋理宗（拼音：zōng）宝佑元年），八思巴得到了忽必烈的传召。

当时，忽必烈正zhèng 在筹划进攻云南（大理）的计划，为了解藏区的情况，忽必烈派人将八思巴召[拼音：zhào]至六盘山见面。

世界杯两个友谊贯穿一生的朋友，第一次见面的气氛，开端相当融洽【qià】。

虽然，八思巴19岁的年纪，让忽必烈一度心【xīn】存疑虑。但随着交谈的深入，忽(hū)必烈发现八思巴对于佛学有着独特的(de)认识和见解，这让他大为赞叹。

但当忽必烈要求八思巴在(pinyin：zài)西藏，为蒙{繁体：矇}古军队筹集所用的物资和征夫之时，会谈的{de}气氛急转直下。

面对忽必烈的要求，八[拼音：bā]思巴回答道：“西藏只是一个偏远的地方，地广人稀，难以支撑大军所需，还(繁：還)请收回成命。”

八思巴的回答顿时触怒了忽必烈，他狂暴的咆哮道：“你敢犯我蒙古虎威，你活腻了吗？我刀锋所指，挡者披靡，如沸汤泼雪，现在不过就是要你们提供点物资和随军征夫，你便推三阻zǔ 四《pinyin：sì》。”

八思巴见状，平静的摇{pinyin：yáo}摇头说：“我实在是《shì》帮不了大汗，请您允许我回到故乡去吧。”

盛怒(读：nù)之下，忽必烈拍案而起，大声吼道：“你给我滚出去。”

黯然回到帐中的八{拼音：bā}思巴，开始收拾行装，准备第二天便离开六盘山。

当[繁体：當]晚，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劝慰道：“我看这位年轻的法王，讲法非常《pinyin：cháng》精湛，先前蔡巴老僧们的见解都不如他，请大汗不要让他离开。”

忽必烈愤愤的说：“他(读：tā)对佛学确有独到《读：dào》之处，但不愿为我所用，留他何益？”

察必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大汗兴(繁：興)兵，难道缺的真是物资和征夫吗？这对大汗都是小事，这件事他心里有抵触，并不代【练：dài】表其他的事不能合作呀。”

忽必烈沉吟片刻道：“好吧，明天{读：tiān}一早你和我一起去见他。”

在王（pinyin：wáng）妃的斡旋下，忽必烈和八思巴逐渐建立起了信任。

王妃察必还接受了八思巴的“灌顶{练：dǐng}”，拜他为上师。

“灌顶”，本是印度古代(pinyin：dài)的一种仪式，国王即位时取四大海之水灌于头顶而表示祝福，后来佛教密宗也采用这种仪式。佛教的灌顶，主要有传法灌顶和结缘灌顶两种：传法灌顶是“对于如法积行之人，传授密法，使绍阿阇梨职位”之灌顶；结缘灌顶是“唯为使结佛缘，引人一般之人十灌顶坛，使投花而授其本尊{zūn}之印与真{读：zhēn}言，无秘法之授受”的灌顶。八思巴给王妃察必传授的灌顶当属结缘灌顶。传授灌顶，使八思巴成为王妃察必在佛教上的老师 。

三、渐行渐近的盟友关系

她劝说忽必烈也【拼音：yě】受此灌顶仪轨：“#28灌顶#29果然胜(繁：勝)于其他教法。请王受之zhī 。”

但身为汗王，忽必烈接受灌顶并（繁体：並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

在向八思巴询问灌顶仪轨时，八思巴（拼音：bā）说道：“受灌顶之后，上师坐上座，要以身体叩拜(练：bài)，听从上师之【练：zhī】言语，不违上师之心愿。”

忽{读：hū}必烈听后，马上表示不能接受，担心(pinyin：xīn)会使“教权置于王权之上【练：shàng】”，又是王妃察必出来斡旋。

她说：“听法人少之时，上师可以坐上座。官员、臣民聚会时，上师慈悲恐《pinyin：kǒng》怕不能镇服，汗（读：hàn）王坐上座。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，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。其余大小事务，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。”

王妃察必提出的，确实是一个折中[zhōng]的办法，她{拼音：tā}将八思巴的上师权利，限制在了可控的范围。

明确(繁体：確)了王与上师的权利边界后，忽必烈和八思巴达成了妥协。

任何一种妥协的达成，都基[jī]于双方互相需要。

八思巴需要一个强力的汗王的支持《拼音：chí》，因为在蒙古的势力版图中，蒙哥汗明(míng)显对噶举派更感兴趣(pinyin：qù)，萨迦派只能别寻他途。

在【练：zài】这里，需要明晰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。

西（pinyin：xī）藏各个（繁体：個）教派中，并不是只有萨迦派主动联合了蒙古势力，进而成为蒙古政权在西藏的“代理人”。

早在凉州会盟之前，西藏各教派就已经开始，分别和【pinyin：hé】各蒙古势（读：shì）力进行了接触，寻找可以依附的对象。

东嘎·洛桑赤列先生在《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》中记载：“公元1239年，萨迦联系了王子阔瑞，帕木[pinyin：mù]竹巴和雅《yǎ》桑噶(pinyin：gá)举两派向王子旭烈兀（拖雷之子，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）投诚，止贡和藏古瞙两派向王子忽必烈投诚，达隆派向王子阿里不哥投诚。”

其实，大家(繁体：傢)都在找大腿，唯一区别是“抱的不是同一条”。

而凉州会盟的成功，确实让萨迦派深受其益，阔端除明(pinyin：míng)确其“代理人”地位，还将除了阿里三围以外的拉堆南北两地、古摸曲迷、襄xiāng 、夏鲁、羊卓等七个万户的地区，属民一万零八百八十五户直接封给了萨迦派。

古人说“天下攘攘，皆为[繁：爲]利往[wǎng]”，教派也是由人组成的，萨迦派深受其益，眼红心热《繁：熱》自然少不了。

之后，蒙哥汗的“多封”计划，更加剧了寻求强力支持(pinyin：chí)的举动。

八思巴在权柄甚重的忽必烈身上下注，本身无可（拼音：kě）厚非。

作为一派的领袖{xiù}，全教（pinyin：jiào）僧众的希望都寄托在《练：zài》他身上。很多时候，他甚至不能以各人的好恶，来决定取舍。

另外{wài}，从忽必烈本人来说，因长期接触汉人、回鹘(繁体：鶻)人和色目人，其在一(yī)定程度上，表现出了“多文化共生”的倾向（蒙古人认为是“汉化”）。

公元1253年，八思巴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，正式成为忽必烈宗教上的老师。这是蒙[繁体：矇]古王公(gōng)，第一次接受藏传佛教“灌顶【练：dǐng】”的仪轨。

随[繁体：隨]后，忽《练：hū》必烈封八思巴为“国师”，赐玉印，奉献黄金及珍珠镶嵌的袈裟、僧衣、金座、伞盖等作为灌顶的供养。

四、忽必烈的选择权

他是不是一定要和《hé》萨迦派合作呢？

答案(读：àn)是——不一定！

在南征云南期间，忽必烈发现噶举派在康巴的[练：de]势力远超萨迦派，便召噶玛拔希（噶玛《繁：瑪》噶举派）在川西《读：xī》北的绒区色都地方相见。

二人见面后，相谈（繁体：談）甚欢，忽必烈希望噶玛拔希留在他[读：tā]身《pinyin：shēn》边长期相伴。但噶玛拔希似乎对忽必烈不是很感兴趣。

很hěn 快便（拼音：biàn）辞别了他，去宁夏、甘肃、内蒙等地传法。在此期间，噶玛拔希接到了蒙哥汗的诏书。他欣然从命，随使臣到达和林（蒙古汗国首都），受到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宠信。

蒙哥汗封其为“国师”，赐金印、白【bái】银，还赐给他一[练：yī]顶金边黑色僧帽，这就是噶玛噶举派中黑帽系传承的来源。

（严格意义上说，蒙哥汗【拼音：hàn】封的“国师”，才是正经八百的国师。忽必烈身为一个(繁：個)宗王，封八思巴为“国师”，多少有僭越之嫌。）

应该说，噶玛拔希的选择并没错，毕竟身为蒙古大汗的蒙哥，才是当[繁：當]时最粗的大腿，没有{读：yǒu}之一。

只可惜，噶玛拔希（拼音：xī）没法预测所有人之后的命运，也包括他自己的。

得到了蒙哥汗的青睐，噶玛噶举派获得的权力和利益已超过萨迦派，隐隐有独《澳门伦敦人繁体：獨》领全藏之势。

但人要是倒霉，喝口凉水都会塞牙[读：yá]。

1259年（南宋(sòng)理宗，开庆元年），蒙（繁：矇）哥汗亲【qīn】征合州#28今重庆合川区#29，意外死于钓鱼城下。

随后的事情，就{jiù}是常演不息的争权大戏了。

两个蒙古宗王分别举行了，推tuī 选大汗的“忽里台”大会。

1260年4月，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本土贵族，推举为蒙古国大汗。而5月[拼音：yuè]5日，忽必烈在部将的拥立下，于中原开平成为蒙古《pinyin：gǔ》大汗。

两个大汗并立，结果必然(练：rán)是拔刀相向，在长达四（拼音：sì）年汗位之[pinyin：zhī]争中，蒙古人自己杀的血流成河。

最终，忽必烈胜出，将战【练：zhàn】败的兄弟囚禁致死。

倒霉的噶玛拔希在蒙古帝国权利的变幻中，先(xiān)是（拼音：shì）选《繁：選》择了蒙哥汗，而后又跟阿里不哥站在一起。

这导致，忽必烈坐稳大位后，“忽【读：hū】然”想起了他。

先是将其长期囚禁，并一度考虑杀了他，最后虽考虑到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力将其释放，但(练：dàn)此后噶玛噶举派备受打压，直到[读：dào]元末才算恢复了元气。

噶玛拔希被释放后，辗转8年才cái 回到西藏。为了巩固其教派《读：pài》的势力，免于被其他教派《pài》吞并、瓦解。

噶玛噶举派第一次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，这实际上是活佛(繁体：彿)转世制度，出现的根本原(yuán)因。

五、八思巴的选择

但当忽必烈行走在刀锋边缘时，八思巴却坚定的站在了忽必烈身边[繁：邊]。

随着(pinyin：zhe)蒙古汗国疆域的不断拓展，蒙古人内部逐渐撕裂为两派。其实，从此《读：cǐ》时期开始，蒙古人就已出chū 现了“左右两翼”的倾向。

一部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人，在长期接触中原汉族士大夫的过《繁：過》程中，逐渐倾向于中原的固有的文《拼音：wén》化和管理方式。

而另一部{拼音：bù}分以蒙哥汗和阿里不哥为代表的蒙古人，则坚持固有的草原传统，行事非常保守，对忽【练：hū】必烈的“汉化”倾向极为反感。

1257年，在蒙古保守势力的怂恿下，蒙哥汗突然决定对忽必烈下手[读：shǒu]。

他借着南下攻宋的机会，以“以忽必烈有足疾为由（yóu），解除其军权”，并将他手下的{练：de}大臣拘押严刑拷问，意图“先除羽翼，后治魁首。”

一时间，风声(shēng)鹤唳，亲近忽必烈的势力纷纷侧目。

就在这种危局之下，八思巴坚定的选择站在忽必烈身后，一边用佛学的解释来宽慰他的心灵，一边又亲自赶赴五台山，为他单独举行祈福法会。

最终，在八思巴和大臣的劝说下，忽必烈决定(pinyin：dìng)向蒙哥{pinyin：gē}汗展现“诚意”。他只带着二十个卫士，亲自奔赴大汗营帐。

见到蒙[繁：矇]哥后，忽必烈言辞恳切的伏地“世界杯请罪”，并表示已将“家人送至和林为人质”。

蒙哥汗总算顾（繁体：顧）念兄弟之{zhī}情，大度的“宽恕”的忽必烈，但此事在他心中造成了巨大的阴影[yǐng]。

直接诱发了，蒙哥汗死后，两次推举大汗的“忽里台”大会（繁体：會）。

忽必烈无论如何，也不敢将身家性命，放在行事《读：shì》更为保守的阿里不哥手中。

公元1264年（南理《pinyin：lǐ》宗，景定五年），历时四年的血腥汗位之争落幕，忽《pinyin：hū》必烈凭借另一个兄弟旭烈兀的支持，成了名义上的蒙古大汗，并将都城从[繁体：從]和林格尔迁至北京。

在危机中，一直坚定支持他的八思巴，终于获取了忽必烈一生{拼音：shēng}不变的友谊。而且，忽必烈也确实兑现了，“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，不请于{pinyin：yú}上师绝不下诏”的承诺。

当忽必烈尊八思巴为“国[繁：國]师”（这回可是正经八百的国师了），授宣政院《yuàn》首位总制，“赐玉印，任中原法主，统天下教门。 ”

忽必烈设置的宣政院，本就是为了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(繁体：務)，监管藏区事务。当八思巴以国(繁：國)师身份统领宣政院，实际上已获得了西藏地区政教大权。

同时，这【zhè】也意《yì》味着，藏传佛教跟随着忽必烈来lái 到了中原腹地，并在元朝的版图上开枝散叶。

为了能够让八思巴更好的管理西藏事务，忽必烈[练：liè]改变了蒙哥汗“分封”政策，转而全《读：quán》力扶持萨迦派。

他将蒙古各王公在西xī 藏委派的守土官（达鲁花赤）全部召回。只保留《pinyin：liú》了支持者旭烈兀名下封地的守土官。

藏文史料《大司徒绛曲坚赞自述》记录这（繁：這）段史实：“此后，当蒙哥汗归天之后，薛禅皇帝（忽必烈）在位之时，将在西藏的所有守土官撤间，由于薛禅汗与【练：yǔ】旭烈兀的兄弟关系特别亲密，所以我们#28帕竹派#29的守土官仍然保留。”

裁撤守土官之后，萨迦派在经过蒙哥时期的波折后，再度当仁不让（繁体：讓）的成了蒙古人在(zài)西藏唯一的指定“代理人”。

此时，距离阔端与萨班的凉【pinyin：liáng】州会盟，已过去了整整17年。

综上所述，凉州会盟只能算萨迦派与蒙古势力的第一次接触，真正奠定了，萨迦派藏区领导权的是——忽必烈与八思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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