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较山歌号子【练：zi】小调的异同

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民族的音乐？我所知道的是:民族音乐产自于民间，流传于民间的一些表现民间生活、生产的歌曲或乐曲……就属于民族音乐。所谓民的音乐，狭义上说的就是祖祖辈辈生活、繁衍在土地上的各民族，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:民族特色、能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，而广义上说的泛指由音乐家创作的音乐和具有五声色彩的音乐

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民族的音乐？

我国不同民族民歌节奏有哪些特点？

历史{shǐ}上的【练：de】走西口，大致从明末开始，到清朝中叶形成高潮，其后贯穿整个民国时期，历时300余年。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大饥荒，大量晋、陕人还在走西口，前往内蒙谋生《读：shēng》。出边农民“呼朋唤友，互相援引”，“沿套边开垦，渐成村落”

有许多人定居在呼和浩特、包头等内[拼音：nèi]蒙城镇商埠。至今，内蒙西部地区的生活习俗与晋、陕北相(xiāng)似，口音也{练：yě}与晋、陕北口音无异。

民歌《走西口》，就是歌唱从明末清初直到解放前黄土高原上的穷苦人，迫于生计告别黄天《拼音：tiān》厚土、妻儿老小离乡背井，毅然过长城渡黄河走西口的悲情！这种用血泪唱出的《走西口》穿越时空，向世人诉说着久远的悲伤#21而无数哥哥们前赴后继走西口{练：kǒu}，便踏出了承载着黄土地上成千上万人艰苦命运的厚重历史。

一、走西口的自然、地理及[pinyin：jí]社会原因

哥哥（练：gē）走西口，

妹妹实(繁：實)难留，

手拉【读：lā】上哥哥的手，

送sòng 哥送到大门口。

一曲《走西口【读：kǒu】》热烈而辛酸，回肠荡气，由于《走西口》是昔日晋北、陕北人持续苦难生活的写真，成了二人台的集中表现的体裁，再经过劳动人民和艺术家们一代又一代的锤炼，就成了二人台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之作。《走西口》是流传《繁体：傳》最广、曲调种类最多的二人台曲目。它在表演形式上来讲，有民歌{gē}、山曲独唱、对唱，有二人台小戏，有五人、九人及十二人《走西口》戏剧，有《拼音：yǒu》歌伴舞，有双人舞等。

“走西（pinyin：xī）口”又名“走西头”“刮宁夏”“走口外”“走后套”“走河套”等，因(pinyin：yīn)地名而异名亦不同。有人说出了杀虎口就是[shì]西口，也有人讲出了雁门关就是走西口。其实，那是山西人，尤其是晋西北人走西口的路线，陕北人走西口从未有人绕道去山西出杀虎口与雁门关！

那么，“西口”究竟在哪里[繁：裏]？

“口”就是指长城的关口，出了关口就是“口外”。“口外”具体是指长城外黄河流经宁夏、内蒙古境内成一西北东大弯曲，在大弯曲的沿岸，即贺兰山以东（银川平原（yuán）），狼山和大青山以南地区称为河套平原(yuán)（后套），乌拉山以东、大青山以南地区为土默川平原（前套）。旧时黄河以北为后套，黄河以南为前套

黄河在这里水流平缓，灌渠纵横，又无泛滥之患，旱涝保丰收，再加这里地广人稀，土地肥沃，有辽阔的草原，水草丰旺宽广的牧场，所{suǒ}以农业、畜牧业很【pinyin：hěn】发达。旧时的谚语说得【读：dé】好：“黄河百害，惟富一套”。在那里汉族的封建统治势力，官害兵祸相对来讲，比“口里”薄弱，民族矛盾也不是那么尖锐、激烈

而“口里”，尤其是长城沿线上的秦晋高原，覆盖着松软的黄土层，地表破碎，千沟万壑，土地贫瘠，天旱颗粒无收，雨涝水土流失，庄稼也被冲走。长城线上晋西北、陕北就是这种情况，“口外”揽工能吃饱，秋后还可挣三五斗粮回来养家糊口，因而这里的人（pinyin：rén）一遇荒年就走西口。“神木府{pinyin：fǔ}谷州，十年九不收，男人走口外，女人掏苦菜

”（民谣），讲得就是这种《繁体：種》情况。

咸丰整《拼音：zhěng》五年，　　　　　

山(练：shān)西遭年限，　　　　　

有钱qián 的粮满仓，　　　　

受苦人一个一个实可怜[繁体：憐]。

官粮租税{繁体：稅}重，　　　　　

逼《读：bī》得人跳火坑，　　　　

手中没（繁体：沒）有钱，　　　　　

不走西口怎（读：zěn）能行？　　　

（《走西口{kǒu}》）　　　　

据神木县志载，咸丰七年大旱。咸丰八年逃荒走西口的提法是有根据（繁：據）的。咸丰五年也罢，八年也《读：yě》罢，黄土高原上的人们不走[读：zǒu]西口是无法生活下去的

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，那时清政府政治腐败，国库空虚，社会动荡，内外交困，农村经济崩溃，兵荒马乱再加连{练：lián}年遭灾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《走西口》通过一对新婚夫妇难舍难分的情别，甚至千安顿万嘱托，从走路、过河、坐船、歇崖、住店、睡觉、受苦、生活、交朋友，不忘妹妹不忘老家[繁体：傢]等缠缠绵绵，甚至啰啰嗦嗦的交代中，充分地表现了男人走西口的无奈和夫妻离别的痛苦。同时也揭示了封建制度下农民和地主统治阶级的矛盾，反映《拼音：yìng》了人民要活下去就要逃亡，甚至要造反的社会现实

“官粮租税重，逼得人跳火坑”“活活饿死人”就是当时社会的写真。这不仅{pinyin：jǐn}是太春（二人台《走西口》中的人物）一家人的遭遇，而是整个晋、陕北劳苦大众的苦难遭遇。为了能活下去，人们只有走西口，进后套、走zǒu 河套、走（拼音：zǒu）西头，此乃是这个区域人们的唯一出路，正如山曲中所唱：

梁头幸运飞艇的(练：de)狐子展不起腰，　　

穷日子逼得哥哥走了河{练：hé}套。

提起亲亲跑口外(wài)，　　　　

泪蛋蛋流得泡一怀《繁：懷》。　　　

你走西口{pinyin：kǒu}我上房，　　　　

手扳住烟囱泪《繁体：淚》汪汪。　　　

二、走《拼音：zǒu》西口的路线及类群

走(拼音：zǒu)西口的幸运飞艇起点不同，路线则不同。

戏剧《走西口》里太春唱道：“头一天住古城（在陕西府谷），第二天住纳林（在内蒙准格尔旗境内），来在沙蒿塔、大坝梁、五拉树、三条湾、长崖边、西包头（均(练：jūn)在内蒙古境内）”。这实际(繁体：際)是山西河曲、保德、偏关、五寨和府谷人走西口的路线，两地之间刚好是过去步行的站口。

神木人的走西{pinyin：xī}口有三条路线：一条是走城西沟、四卜树、瑶(繁体：瑤)镇、中鸡、马秦壕、新街（内蒙古）、阿腾席连、东胜、达拉特（过黄河）、包头；一条是陈家沟岔、梁家塔、沙圪堵（内蒙古）、盐店、达拉特过黄河进入包头；另一条是《读：shì》陈家沟岔、孙家岔、大柳塔、阿腾席连（内蒙古）、东（繁体：東）胜、达拉特过黄河进入包头。再由包头进入五原、临河、杭锦后旗（内蒙古后大套）。所以神木人把走西口叫“走后套”。

榆林人走西口是北上到乌审[繁：審]旗（内蒙古{gǔ}）、鄂托克、乌海市（过黄河）、杭锦后旗（后大套【练：tào】）。

榆林西三县包括横山、靖边、定边县。他们走西口的路线是沿长城出定边进入盐池（宁夏）、灵武，过黄河进入银川、吴忠，再北上进入银川平原[yuán]。所以西三县人走西口又叫“走西头”“刮宁夏{pinyin：xià}”。

榆《读：yú》林南六县走西口大部分人纳入榆（yú）林北上再西渡黄河之路线。另一部分人则纳入西三县之路线。

史载：康熙于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御驾亲征准格尔部葛尔丹。三十六年再征，大捷。康熙{pinyin：xī}先后途径河口、保德、府谷、神木、榆林等地，察访民情，了解到长城外【读：wài】东西2000里长、南北50里宽的地带为“黑界地”，这里土地肥沃、水草丰旺，多少年来是无人区，这区域比长城内条件要好得多，可移民

从（读：cóng）此，历史上农民成批的走口外谋生的大规模移民开始，此后移民运动【dòng】时紧时松，但始终没有间断。直到现在，土默川有大批的晋北人、府谷人，鄂尔多斯、包头有大量神木人，乌审旗有不少榆林人，银川及银川平原有很多横山、靖边、定边和绥德、米脂人，这些人大都是那时走西口出去的“口内”人及他们的后人。

走西口的人群有的扶老携幼，有的夫妻双双，有的兄弟成对，有的父子（pinyin：zi）结伴……形【读：xíng】形色色、不同身份的人们行进在走西口的路上。大体来说，走西口的[练：de]类群可分为：

其一是揽工汉。陕北(pinyin：běi)人因人多地少，或年馑不好等，为谋生计而“走口外【pinyin：wài】”去蒙地揽工。一般揽工汉春种时去，为蒙民种地者秋收完返回，放牧者则入冬时返回

终年辛苦自不待言，返回时以挣下的牛马驮回粮食、肉类，年年如{rú}此。陕北民歌中的《走西口》《揽工人儿难》即反映了这一史实。此外，据《榆林市志[繁：誌]·商贸粮油志》记载：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年）清政府允许汉民到长城以北地带与蒙民合伙垦种“伙盘地”，实则[繁体：則]为雇农，多包租其土地耕种

其二是赶脚夫（或称脚夫）。脚户从事货物运输，将粮食、布匹、茶叶等运到蒙地，返回时运回皮毛、羊绒、肉类、盐（繁：鹽）、碱等。《延绥揽（繁体：攬）胜》记载：榆林城“商旅骡马、驼队往返不绝，店栈、饭铺满[繁：滿]街”

另外，因路途遥远[繁：遠]，交通不便（pinyin：biàn），有的脚户家还设(繁：設)有驮在骡马背上的“驾窝子”（驮轿），供官绅乘坐。陕北民歌中的《赶牲灵》反映的就是脚夫的生活。

其三是（shì）工匠。榆林古城自明代以来，一直以手工业著称。各[练：gè]种工匠在【读：zài】老街开设的店铺和家庭作坊估计有500家左右

如银匠（李子云）、铁匠（刘振德及《jí》高瘤瘤）、铜匠（李三宝）、泥塑画匠（万德雄）和皮匠、靴匠、毡匠、毯匠、鞍匠、口袋匠、小炉匠等，难以枚举。工匠制作的产品除蒙族来榆采购外，工匠中如银匠、泥塑画匠（jiàng）、砖瓦匠以及裁缝等深入蒙境按其要求制作，满足了蒙民生活之《读：zhī》需，同时也解决了(繁体：瞭)自身的生计问题。榆林民间流传的谚语云：“要死跳大坝，要活走陕坝（蒙地后套）”，从侧面给予了佐证

其四是边商。边贸素为历代所重视，榆林早在明嘉靖年间即在红山设互hù 市（为长城沿线十一互市之一）。清时在镇北台附近设有款贡(繁体：貢)城和易马城，从事汉蒙洽谈和边贸活动。清人杨蕴《镇北台春望》诗云“关门直向大荒开，日日牛羊作市面上来”，可见其盛况。

跑蒙地的边商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小商贩，另一类为大边商。小商贩本小利微，《延绥揽胜》记载：榆林城“零星辗转收受者居多数。”又据《榆{练：yú}林市志》记载：“仅榆林城常年在内蒙从事蒙汉贸易的小贩边商达(繁体：達)1000余人

”《榆林市志》又记载：“民国时期，本境蒙汉贸易更为兴盛，有许多边商巨贾，如榆林的解振翔，盛振堂、李天恩、刘庭祯、秦牛面，尚尊美等36家巨商聚集大量资金在内蒙设庄，从事蒙汉贸易。”《延绥揽胜》又记载：“抗日战争[繁体：爭]时期，榆林城成立边商同业公会，组织指导蒙汉贸易”。直至1950年，仅榆林城统计有[拼音：yǒu]1300多名边商常年在内蒙[繁：矇]从事物资贸易

蒙汉商贸活动，推动了蒙【繁：矇】汉生产力的发展，促（拼音：cù）进了民族团结(繁：結)，在历史上留下了亮丽的一页。

其五是文人、医生。由于蒙境沙漠横亘，地广人稀，文化较落后，所以陕北的文（wén）化人如秦同德、李希颖等人曾多年在鄂托克旗、乌审旗等地设馆传授汉语言文字，同时也学习蒙语，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和文化的交流。由于生活【读：huó】方式和卫生条件所限，蒙（繁：矇）民医疗落后，于是一些游医就常年在蒙地游走不定，为蒙民看病，学习蒙医的接骨术。

其qí 六是戏曲艺人。由于文化生活的需要，榆林小曲艺人如王子英等三五结伴到乌审旗，乌审召、扎旗一带的蒙古包【拼音：bāo】内演唱榆林小曲，受到蒙民欢迎。小曲艺人同时向蒙民学唱满汉调，学习演奏技法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

榆林剧团还在（拼音：zài）乌审旗等地的“那达慕”（物资交流）大会上唱戏为蒙民助兴。另外，春节时榆林靠蒙地的小壕兔、马哈、补《繁：補》浪河乡民秧歌队有时还前往乌审旗一代表演，受{pinyin：shòu}到礼遇。

三、民歌《走西口》的产生、流传及发展演变(biàn)

历史告诉我们：走西口大约始于明末清初，那时，晋、陕、冀等省的人们为生活所迫，越过长城到内蒙中西部地区谋生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活动。据《明神宗实录》记载：“汉（繁体：漢）民移居大汉（内蒙古）南北由来已久”。因此，走西口【kǒu】实际上是我国近代史上历经三个世纪的大移民、大逃荒。

清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年），清政府开放（fàng）了封闭几千年长城外的“黑界地”，组织了大规模的晋陕移民活动，这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走西口。以后时紧时松，始终没有间断。先有“走西口”的历史现象，后才有《走西口》这首民《拼音：mín》歌。这就说明《走西口》民歌、山曲产生的年代应该在1697年以后，至今起码有300多（pinyin：duō）年的历史了。

“走西口”这一历史现象发生在秦晋高原上[拼音：shàng]晋西北、陕北这一大片土地上的广大农村和城镇。走西口{kǒu}实实在在的人群应是这片土地上的农民、小手工业者、小商小贩(繁体：販)、城镇贫民、民间艺人、小知识分子等社会底层人物。所以《走西口》的民歌应该[繁：該]产生在晋西北、陕北这个区域，是这片土地上人们共有的文化遗产。《走西口》民歌的形成和其他民间艺术一样，是历代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。

最早的《走西口》创作，据学者考证大约在咸丰五年（公元1855年），但作(拼音：zuò)为口耳相传的《读：de》民歌与二人台，这也只能是个考据的大概而己。

《走西口》是伴随着“走{读：zǒu}西口现象”吟唱出来的，最初只是一段民歌，开始在晋北的村头路边唱起来。之后再由一位忻州人编(繁：編)写成一首民间小曲，至于忻州人的姓名则无可考。还有一说，是由众多走西口的晋、陕北受苦人凑合编成的。

民（读：mín）歌《走西口》歌词，是妻子送别丈夫、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。“男人千里远行，女人河畔送行。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，所以叮嘱就多一些、琐碎一些，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。走西(pinyin：xī)口的哥哥走了，家里留下了孤寂的女人！为了打发一个又一个难熬的白昼与黑夜，她们唯有长歌当哭，以抒发和宣泄心中的郁闷与苦苦的[练：de]相思！于是田间地头、村口路旁，都会不时地响起山曲《走西口》那凄凉【liáng】悲苦的调子。

再后来，又由民间艺人将民歌《走西口》改编成二人台《走西口》，赋予它完整的故事情节。二人台（读：tái）《走西口》流传于{pinyin：yú}晋北、内蒙西部、陕西北部、河北张家口等地。

“走西口”沟通了晋、陕北“黄土文化”与内蒙“奶茶文化”的通道，融合的结果是产生了“西口（pinyin：kǒu）文化”。二人台是“西口文化”的集中代表，而《走西口》又是二人台的《拼音：de》代表作品。二人台以其产生(读：shēng)及流传地区背景不同，分为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大流派：东派流传于张家口一带，南派流传于晋西北河曲一带，西派流传于陕北一带，北派则流传于内蒙一带

学者葛健雄先生讲：“历史是人创造的，是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中活动的结果。文化是以人为载体的，主要靠人口的流动来传播和发展。”离愁别恨，聚散苦痛，人澳门博彩在旅途，人在他乡，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必须面对与【练：yǔ】经历的常态

情景心情虽然各个时代有所不同，但爱恨情愁的精神是一致的，当今亦然。《走西口》澳门金沙百数十年来能在北中国长久广泛流行，主要是由于大西北这种区域融合的便biàn 捷性与走西口人相同命运的趋同性造成的。唱民歌《走西口》与看二人台《走西口》的人，大部分是走口外离家的人或是明代晋、陕北部的移民，听到乡音必然会联想到自己，仿佛歌里戏里的故事说的就是自己的身世，让人倍感可亲

随着走西口历史的积淀与西口文化的成熟，民歌《走西口》后来逐渐(jiàn)形成了有清唱、对唱、男声、女声、表演唱、无伴奏合唱等多种演{pinyin：yǎn}唱方式。民歌《走西口》在地域特色上也出现了内蒙民歌《走西口》、陕西民歌《走西口》、山西民歌《走西口》、青海民歌《走西口》、河北民歌《走西口》等。加上历次北人大迁移、大融合，民歌《走西口》与二人台《走西口》，就在北方晋、陕、冀、蒙、青、甘、宁、新半个北中国广泛流行开来。

《走西口》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，以它那生活化的语言，苍凉而忧伤的调子，凄婉而缠绵的情思，不屈而坚韧的内涵，承载着两百年来一代又一代背井离乡的汉子们沉重的思念，也寄托着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。因此，百余年间《繁体：間》，民歌《走西口》与二人台《走西口》在西北黄土地上乃至整个北中国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：城里的戏园、村里的戏台、节日的庙会，以及每年正月十五前后的“闹红火”，处处都有高亢激扬的民歌《走西口》与二人台《走西口》唱腔。走西口流传至今，可谓经久不衰！因此，民谚有“走不完的西口，打不完的樱{pinyin：yīng}桃”之说。

《走西口》能在北中国久远而广泛的流传，于（繁体：於）民间艺人的流浪传播作用也是分不开的。民歌与（繁体：與）二人【练：rén】台艺人们过着半卖艺、半乞讨的生活。在迎神庙会、红白俗事、黄河码头、车马大店、秋收场上、商号门前、赌场宝局……常常能看到他们求乞卖艺的身影

1953年，被{练：bèi}称为新时代二人台第一个女演员的班玉莲#28之前就是乞讨艺人#29，在呼和浩特市演出《走西口》《卖菜》等剧，轰动了全城。当时，观众流传这样两句话《繁体：話》：“不抽恒大烟，也要看看班玉莲；不吃莜面喝稀粥，也要看看班玉莲的《走西口》。”

民歌《走西口》与二人台《走西口》，和其他民间艺术一样，本没有文字记录，全凭劳动人民（练：mín）口传心授，世代流传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《繁：時》期，陕北民歌《读：gē》的一部分通过奔赴前线的战士和鲁艺文艺工作者的演唱改编，传到了解放区与国统区、前方与后方。如《三十里铺》《兰花花》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《走西口》等。

文化革命结束以后，随着文艺禁忌的解冻，声像技术的发展，电视【pinyin：shì】艺术的普及，陕北民歌获得了强势传播。我们可以在国内各种形式的单位晚会、地方文艺晚会、剧场演出、广场演唱会、电视节目以及海外侨民春节聚会上，看到陕北民歌声乐《走澳门金沙西口》与陕北民歌器乐《走西口》的演唱演奏，原生态艺术陕北民歌《走西口》，可以说越来越火、越唱越响。

在戏剧和影视方面。新编历史京剧《走西口》，是由山西省京剧院、中国京剧院、中国戏曲学院联袂演出的大型新编历史京剧，该剧通过晋商常【读：cháng】雨桥惊天动地的人生经历，演绎了一段遥远的晋商创业传奇。12集京剧音乐电视连续剧《哥哥你走西口》，讲的是《练：shì》康熙年间一伙走西口的山西{练：xī}汉子奔赴“口外”创业经商的{pinyin：de}故事，通过常雨桥艰苦创业开拓市场的经商之道，再现了昔日晋商“至诚至信”的经营理念、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和逐利四海的开拓雄心。

2009年年初，52集【拼音：jí】大型电视连续剧《走西口(pinyin：kǒu)》在中央电视（繁：視）台连播，该剧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示了晋西北人（如田青、梁满囤等）“走西口”的悲壮历史。电视连续剧《走西口》可以说是历年来反映“走西口”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一部集大成之作。

在文学创作方面，“走西口”题材与主题可以说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剧本四领域都有拓展并获丰硕成果。在小说方面，有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《走西(pinyin：xī)口》，这是作家席满华的一部长篇力作【拼音：zuò】。小说以恢弘的气势和跌宕的故事情节，诠释和谱写了“走西口”这部历史与人文的活话剧。

珍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烽火十万走西口》与三月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西口梦》也正在网络连载……

在诗歌方面，有香港名人出版（pinyin：bǎn）社出《繁体：齣》版发行的《走西口》一书，这是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刘晋夫先生诗歌、歌词、歌曲的遴选合集……

结【繁体：結】语

“走西口”是一个跨越时代的历史命题，“走西口”担当着沉重的社会负载。时至今日，我们{pinyin：men}不得不承认：“走西口现象”仍(pinyin：réng)没有消失！

过去的（de）论者认（读：rèn）为，“走西口”的历史结束于新中国成立。后来则有学者认为，全国三年大饥荒以及文革期间河南大水灾的大逃荒，也还是“走西口”。

再后来，不少论者把改革以来的农民南下、北上打工也称之为“走西口”，今日农民的流动仍然是求生之旅，生命之旅。当今的民工虽然一样要面临求职困难（读：nán）、人（rén）格歧视、工资拖欠、工伤无助{读：zhù}、审批障碍、维权艰难等困苦，有的甚至还遭遇过无端收容乃至黑企苦役，但当今时代的劳务流动毕竟不同过去，他们可以坐汽车、搭火车，带票卡、带手机。他们的流动是发展之旅，希望之旅。因此学者们就称现代的流动打工为“发展型走西口”，而历史上的“走西口{pinyin：kǒu}”为“生存型走西口”。

但又有论者认为，今日一部（bù）分农民“走西口”仍有生存性质，他们一样迫于因种种原因导致的务农负收入而寻求温饱“走西口”，或迫于高学费高医疗费而自助自救的生存需求“走西口”。至于说“发展型走西口”也还是不完全型的，因为这部分人即使有了一定的发展条件，他们也仍然要面对另类[繁：類]税收与办事潜规则等一系列不公正挑战，所以他们也只是具有一定意义上的{读：de}发展型性质，希望今后的“走西口”向完全“发展型走西口”提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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